成都双向情感障碍心理咨询|高校女生患重度抑郁，校内心理咨询为何不了了之？

十几分钟后，琪琪在学校的第二次心理咨询无果而终。

2019年此时，这个来自西南某高校的女孩被确诊为重度抑郁。“发病时，心里无时无刻不想死。”她自我封闭，逃避现实环境，偶尔上课，吃药后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在“与外界混乱隔绝”的同时，她试图寻求帮助，自救。

校园里的第一次心理咨询以失望告终。很快，她又被安排了第二次心理咨询。当琪琪走进教学楼的一间教室时，她意外地发现，里面坐着心理咨询师、辅导员，还有她的母亲。这位心理咨询师正是她以前的老师。

“现在气氛不太好，不宜开口。”四个人沉默地坐了一会儿，辅导员和妈妈走出了教室。但琪琪的情绪已经受到影响，她不肯开口。

这也是琪琪最后一次进入学校心理干预体系。

但琪琪是幸运的，她找到了另一种适合自己的治疗体系，经过持续的药物治疗、心理医生的治疗、回家休养，如今她已经逐渐恢复了大学生活。

但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在人生的恶性循环之后恢复过来。

据公开数据统计，2020年5月至12月，中国大学生自杀人数为51人，集中在10月和11月。

同样在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宣布，所有高中和大学都将抑郁筛查纳入学生体检范围，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并重点关注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

其实，早在2000年以后，一些高校就已经开设了心理咨询室，而如今，很多高校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也似乎无时无刻不在运转。

《偶然治愈》走访了部分进入高校心理干预体系的学生、参与的老师、心理咨询，以及一些徘徊在体系之外的学生。

把大家的期待综合起来，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个系统最理想的形象是：有一支能满足来访者需求的专业队伍；能准确识别危机信号，有效应对和干预；在“预警”和“保密例外”制度下，建立起信任、安全的咨询关系；有重视和理解心理健康的行政决策者；有摆脱疾病污名、配合治疗的家长。

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让这些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焦虑、孤立的生活方式、学业和未来规划的不确定性，都让一些大学生如一张被折断的弓，紧张到了极点。

那么，高校现有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是否足以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学期结束了，仍有 100 人在排队

2020年，是赵文赫从事心理咨询的第八年。

期间，他在东北某高校担任了两年心理咨询师，2017年至今在北京高校兼职做心理咨询，巅峰时期，他同时接受过四所高校学生的咨询。

咨询需求已经完全饱和，经常无法得到满足。赵文和经常看到学生预约时被告知当前时间段已满，需要等待两周。

但另一边，高校指派的辅导员已经开始等待被叫上。赵文赫兼职的某高校，有6名专职辅导员和20余名兼职辅导员，他们以50分钟为工作单位，上午3个，下午3个，晚上2个。

心理咨询室 辅导员时间表

图片来源：某大学预约登记信息表

2020年疫情特殊时期，一些学校把线下咨询改为线上咨询，咨询师一直在筛选中。

“他们会根据你的日程安排，或者他们是否同意老师写的想法，或者他们是否觉得你长得好看来选择你。心理咨询中心的助理会通知咨询师哪位访客会在什么时候来，然后进行第一次面试。”

面对大量来访者，学校需要保证“每个时段都满员”，这样只要有学生来，就能找到人。因此，学生的咨询次数也受到限制，大约每学期 6 到 8 次。一旦超出限制，当学生要求延长咨询时，辅导员需要报告申请。

但赵文和说，即使如此，学期结束时，仍有100人在预约系统外排队。

这并不是个例，在走访北京、华中、西南地区的多所高校时，偶然治愈发现学生们在干预体系中度过的时间从一周到一个月不等。

北京研究生二年级学生阿志对等待时间过长提出质疑。当她需要进入系统寻求帮助时，她的状态已经非常糟糕，出现认知障碍，听不懂别人说什么，也无法说出完整的句子。她的自我认知跌到了最低点，甚至多次自残。

“我们不能再等了”，阿芝向一位她信任的老师寻求帮助。这位老师实施了紧急干预制度，并在一周内安排了会诊。

“排队确实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环节，很多同学可能会出现突发情绪，需要及时处理。”阿志结合自身经历强调。

“心理中心会反复问你，是否有自杀倾向、自毁倾向，是否有自杀的想法和念头，强度有多大，每天出现几次，是否有自毁想法，是否已经采取过这样的行动。我是一个很喜欢描述自己情感的人，如果我的情绪是100分，我会说100分。但有的学生可能比较内向，可能有100分，但说只有20分，老师预约的时候就会把他们安排在一个月后。”

在这个体系中，“早期发现”和“主动干预”被反复提及。

人们希望，警钟早在这些危机爆发之前就已敲响。

他们为什么不想被发现？

为了及早发现问题，高校通常会发布筛查量表，或设立心理委员会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措施低估了学生对成为“校园异类”的担忧。

方菲和齐齐同在一个学校。每年开学时，学校都会发放心理问卷，由年级组辅导员统一发布，学生通过个人账号登录系统填写问卷。问卷大多由几十道选择题组成，选项方向明显，询问学生的情绪、睡眠等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学生“作弊”的空间。

2020年疫情期间返校后，大学三年级学生方菲在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被诊断出患有情感，她自述“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很疲惫，有时极度烦躁，不愿意社交，极度自闭，既自卑又自负，有自残行为，有自杀倾向”。

但尽管如此，她在9月开学时的问卷上留下了“标准答案”。她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疾病和社会认知的双重影响，让患病学生变得敏感。他们担心在更广泛的社交网络中被曝光为“异类”。

方菲的“警惕性”始于高中。在学校心理咨询后，班主任很快得知了这一信息，并与她交谈，表达了想告诉她父母的意图。“感觉就像告密一样，”她拦住班主任说。谈话并不愉快，因为对方“说了一些无益的话，让我觉得自己‘不正常’。”

除了问卷调查，一些高校还设立心理咨询师，尝试发挥“瞭望塔”作用，担任“心理咨询师”的学生需要观察、评估同学的心理状况，主动干预，对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情况及时报告。

一位曾担任“心理委员”的学生告诉《偶然治愈》，由于专业知识不够，他在日常生活中解读同学的行为时会做出误判，“放大一些问题”或“错过一些信号”。更多的时候，为了避免同学之间的矛盾，他宁愿“少做，不要多做”。

辅导员赵文合也发现，实际操作中出现的问题是，一旦选定心理咨询师，他因为这个身份，很难和同学进行有效沟通。“如果他在班里是个热心人，大家都愿意找他说话，但是一旦他成了心理咨询师，就没人愿意跟他说话了，这种情况很常见。”

除了担心被“排斥”之外，“担心休学”也是经常被提及的。学生们经常会举出自己认识的同学的例子，这位同学因为心理健康状况恶化而休学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有位高年级学生在学校里多次留级，失去了社会联系。回到学校后，她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其实人们不会排斥你，但在这个本来就牢固的集体结构中，你自然会被疏远。”一位在武汉留学的学生说。

武汉市一所学校的心理咨询室

来源：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官网

什么情况会导致休学？

赵文和告诉偶发治愈，除了有自杀倾向，如果学生在就诊时表现出精神分裂症、情感或偏执症等症状，对他人构成潜在威胁，则会被额外标注为“危险因素”并上报，之后校方会参考医生诊断，建议家长为学生安排休学。

治疗休假通常安排为一年，学生提供主治医生出具的健康证明即可返校。

从学校角度看，休学是一个综合考虑，是一个人生选择，没有任何积极或消极的含义。

“我们希望学生们在休假期间能够好好治疗疾病，不用担心其他问题。”赵文和解释道，并补充说，这不是一个推卸责任的决定。

但对于处于这种情况的学生来说，社交生活的缺失、生活和学业的停滞感觉就像是一种“惩罚”，会产生更多的心理负担。结果，一些学生陷入了无休止的循环，一些学生担心重蹈覆辙。无论他们是否进入干预系统，他们都被困住了。

陷入困境的顾问

受困于这一体系的并非只有学生。

与校外的心理咨询服务不同，在校园里，担任心理咨询师的并不只有赵文合这样的专业人士，一些辅导员、心理学老师或其他行政人员也被纳入到心理咨询体系中。

这意味着，原本应该坦诚平等的辅导关系，变得微妙起来。比如本文开头，琪琪就提到，她第二次进教室后，发现辅导员正是自己其中一门课的老师。

“我不敢说实话。”另一位在山东留学的学生也面临和琪琪同样的境遇，在漫长的问诊过程中，她时刻注意着对方的表情。“看到老师皱起眉头，我就赶紧想，是不是我说错了？老师会怎么想？什么样的答案才会让她满意？”

也有同学提到，由于辅导员难以辨别自身身份的变化，原来的心理咨询或危机干预课程变成了思想教育课。

即使像赵文合这样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在“保密例外”的原则下，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护顾问与客户之间脆弱的信任关系。

什么是“保密例外”？

按照规定，咨询中心工作人员和接触档案、接受监督的咨询师，必须遵循保密原则。但有些情况下可以例外，比如来访者有严重伤害自己或他人的危险；来访者患有可能危及他人生命的致命传染病；未成年人遭受性侵或虐待；法律要求公开；有中度以上心理问题，需要辅助心理咨询。

按照流程，赵文赫接见来访者第一件事就是签订保密协议，告知对方，出现上述情况会联系亲属或者心理咨询师。“我会跟他说，我也是工人吧？按照规定得这么做，但我也会尽量把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降到最低。”

心理咨询知情同意书

图片来源：杨妍

2017年秋季学期开学不久，赵文赫就接待了一位北京高校新生的来访，她在医院做了检查后才来咨询。在来访中，赵文赫明显察觉到了女孩的一些行为特征——反应迟钝、自卑。

女孩的创伤源自童年时期的一些经历，但这些经历并不为家人所知，在患病初期也无法得到家人的支持。

赵文赫提醒女孩，根据他对情况的判断，需要打破保密原则，将部分情况上报给心理健康中心。“我说有一个案子，有点危机，需要关注。写一份报告，让学校管理者开始和辅导员沟通，再通过辅导员通知家长。”

“之前我跟女孩说，我们需要讨论、沟通，你觉得哪些细节、哪些问题可以转交给辅导员，哪些不可以，我们需要把每个细节都讨论清楚。其实没人规定我必须这么做，但如果你想保护她的心态，就人性化一点。”

一旦流程开始运转，顾问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却很少是这些专业人士发挥主导作用并做出决策。

赵文合处理过不少危机案件，“一旦发生危机，就会建立微信群，把心理咨询、心理健康中心主任、辅导员、学生处副院长召集起来，组成专案组，辅导员发现问题，行政领导解决，不同的案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李英在安徽一所大学兼职心理咨询，主要工作是学生处行政人员，2018年因发现自己与上级在学生安置问题上产生分歧，主动辞去心理咨询师职务。

女孩继续接受李英一段时间的心理辅导，但情况并无好转，甚至情绪失控，学院领导为了大局着想，建议女孩暂时休学。

李英很难接受这位领导的说法，“他当着学生的面跟家长说孩子的情况有多严重，影响到其他学生，要送去精神病院关一段时间。这种话估计很伤家长和学生情感，让孩子心里很恐慌。”

作为一名“行政人员”，李英需要服从、配合领导，把学校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同时，作为“咨询员”，她需要提醒自己把来访学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当时完全陷入了困境，找不到标准答案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我感觉我抛弃了这个信任我的学生。”

系统中已解决和未解决

有谁从这个系统中受益过吗？答案无疑是

就读于杭州某大学的林晨就是在这个系统中康复的。他的心理创伤来自于原生家庭，与父母的沟通充满障碍与隔阂。在考上大学的前一年，他被诊断出患有抑郁。

2020年，他考上大学，如实填写了心理问卷。学校发现后，辅导员、心理咨询师先后联系林晨了解情况，并告诉他可以到医院复查后再下结论。如果医院挂号有困难，学校可以联系医院安排就诊——赵文赫告诉偶尔治愈，北京高校也有这样的设置。因为挂号有困难，学校往往会为公立医疗机构的精神科开设绿色通道。

辅导员会时不时询问林辰目前的情况，比如是否适应了学校生活，对学校有什么要求或者建议，生活上是否需要帮助等，不过，基于对自己目前情况的了解，林辰大多数时候都会礼貌的拒绝辅导员的好意。

不过学校的回应让林辰很满意，这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学校向他传达的态度是积极乐观地处理此事，而不是回避、忽视，也不是退学、休学。这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而是一个共同体。

对于林晨来说，学校是远离心理创伤源头、开启新生活的地方。他对自己的专业和课程充满热情，主动报考了第二专业。“总之，我对一切都充满信心。”

北京某高校心理咨询流程图

图片来源：杨妍

但有些问题是系统无法解决的。

“比如很多高校老师自己都不能接受抑郁的存在，感觉不到就认为不存在，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多困难。”赵文和说。

在他走访的一些案例中，学生的压力来源来自于辅导老师。“因为抑郁，学生的精力会下降，做不来作业，在学习和辅导老师布置的任务上需要放松一点。”但当赵文和开启沟通过程时，他发现，挫败感无处不在。

“一般都是学生处通知，然后学院院长或者副院长找导师谈，辅导员级别太低，不能去管。但学生处和导师是两个系统，一个重学术，一个重管理。”

赵文合说，有些补习老师不太重视管理，如果你告诉他们要送学生去看医生、吃药，有些补习老师的态度就是“人好谁去啊，你就是不想干活啊，这样就给孩子增加了压力。”

赵文和经手的一个案件中，学生只有毕业才能离开导师，“所有的期盼和希望，就是能够离开那个人”。

在这个体系中，家长的配合与参与始终是不可缺少的。

“有时候，和家长的沟通经常会出问题，比如学校通知孩子得了抑郁，家长就说孩子在家里没事，怎么在学校就出问题了？或者说，孩子连学习都学不好，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交谈中，赵文和始终强调，解决这样的问题从来不是某个团体或个人的责任，而是一个协调的任务。

“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学校、医院、家长和孩子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这样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但如果有人认为你是坏人，你在伤害我，或者你在推卸责任，那么这不是一件好事。”

不应简单概括为“心理脆弱”

交谈中，赵文赫多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我们这个行业的人，不建议宣传自杀这样的话题，因为如果人们了解太多，就会去模仿。”但在我们对此话题保持沉默的同时，我们却不得不面对高校自杀事件频发的现状。

简单地将身体或精神疾病的原因归咎于个人或群体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问题。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武在论文中提到：“焦虑、多疑、抑郁、病态人格、脱离现实等导致自杀的身心疾病几乎可以成为解释自杀的万能药，适用于各个地区、各种人群的自杀。但事实上，自杀不仅存在巨大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城乡差异，而且存在巨大的地域差异，传统的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理论其实不可能解释这些差异，也不可能起到‘包罗万象’的作用。”

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第一份自杀预防报告提醒人们，自杀是15至29岁人群第二大死亡原因。

美国加州独立执业心理治疗师Dora Chen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青春危机”的概念，这一术语由“中年危机”演化而来。

心理学家亚历克斯·福克博士将其定义为“对职业、人际关系和财务状况感到不安全、怀疑和失望的时期。”一般来说，季度危机发生在 20 岁到 30 岁左右。

Dora Chen 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道：

“那是一种不由自主的焦虑感，就像一只被困在阳光下的玻璃罐里的蜜蜂——未来似乎一片光明，但我不知道如何突破厚厚的玻璃，飞向光明。”

研究人员指出，那些志向远大的学生在心理上最容易受到青春危机的影响。

一位985高校的学生这样描述自己的压力来源：身边的同学都很优秀，或者过得很充实，而自己却永远赶不上他们，感觉自己很自卑，内心充满了焦虑、嫉妒、愤怒和自责。

这与赵文和的观察不谋而合。

“学校越好，学生越优秀，就越有可能发现他们有问题。”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学生能够较早认识到问题所在，愿意去解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重点大学的学生习惯以优秀人为标杆，给自己很大压力。“他们不知道自己可能排在社会前1%，只是觉得谁比我优秀，我就仰望谁。”

“内卷化”、“GPA为王”一度是高校的热词。

有人曾总结说，中国这些最聪明的年轻人，是在极端的竞争中不知疲倦地成长，他们的同龄人之间互相竞争，最后精疲力竭。

在偶尔治愈接到的一个案例中，林姝涵是武汉某高校的大三学生。这个来自西北的女孩希望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她向朋友描述了自己的目标：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工作，让自己和父母过上“上流社会”的生活。

在林姝涵看来，实现这个目标“没有捷径”。家里负担不起她出国留学的费用，也没有人脉让她在大城市安家落户。面对部分企业“只招硕士”的学历限制，她认为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读硕士。

考研成了一个女孩大学生活的核心，她要计算成绩、科研、社会实践的分数，很难分配时间去平衡三者。

林姝涵偶尔也会向好友吐露自己的困惑，“什么都量化了，考研要量化三项成绩，考试要量化分数，一点收获知识的感觉都没有。”

据朋友透露，林姝涵喜欢文学，但经常劝学文学的学弟学妹转专业，因为“没前途”。

也因为竞争，林姝涵的人际关系彻底崩塌，她申请的国家级项目，让很多人质疑，认为她挤占科研资源。

疫情打乱了她的所有计划，武汉封城让她不得不留在学校，创新项目无法推进，2020年的六级考试也延期了。她被告知，如果当年9月前还拿不到合格的六级成绩，将直接失去研究生保送资格。

这似乎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信号。

林姝涵会在午夜12点发朋友圈，吐露自己的脆弱，“学习太辛苦了”、“想家，想爸爸妈妈”。第二天一早，她就会删掉这些朋友圈。

她还会连续给朋友发几十条信息，“你在哪儿？”“你在干什么？”“你怎么不接电话？”

林姝涵所在的学校有6个心理接待咨询点，最近的办公地点距离她的宿舍有900多米。疫情期间，心理中心不断通过公众号告知学生可以提供帮助。

然而，这个被朋友形容为“追求完美、在各种场合积极扮演角色、渴望在每一个评价体系中获得认可”的女孩，直至去世，才被学校的心理干预系统捕获。

参考

[1]刘彦武. 自杀研究:困境表述、理论审视与方法转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7(03):63-70.

[2]陈笃生. 致所有正在经历“青春危机”的人[N]. 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46期（1063）。

（应采访对象要求，所有受访者均为化名。张媛媛、杨燕、刘毅、王思齐、石晓宇、陈华银、宋嘉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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