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产后抑郁心理咨询|了解抑郁症：不要将其视为原因，而是寻找背后的真正原因

进入21世纪以来，抑郁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一方面，公众人物的经历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抑郁这个词；另一方面，一些关于抑郁的误解正在不断加深。

其中一个误解是将抑郁视为原因而不是结果。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在日常对话中，当人们谈论某人自杀并得知他或她患有抑郁时，他们经常说“因为他或她患有抑郁”；如果他们不知道原因，他们可能会说“他（她）患有抑郁吗？”这些都表明抑郁是原因。然而，虽然抑郁症患者的自杀率较高，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仅将抑郁视为原因的危险之一是我们忘记了问另一个步骤：是什么导致他或她抑郁？症状永远只是症状，需要治愈的才是真正的根本原因。例如，尽管抑郁与激素水平有关，但产后激素水平的变化使母亲更容易患上产后抑郁；然而，造成这一结果的最终原因可能是对母亲缺乏照顾、照顾新生儿的疲劳无人分担，以及第一次当母亲难以适应新角色。这就是心理咨询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对于抑郁的治疗，我们经常提倡心理咨询同时药物治疗提高激素水平。

第二个误区是把抑郁的病因归咎于个人，却忽视了其背后的社会因素。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当我们说“因为他（她）有抑郁”时，我们也在强调原因在于他（她）个人。 1897年，涂尔干发表了《论自杀》。他并不完全否认个人的生理因素，而是认为社会原因是主要的。 1961年，福柯在《疯狂与文明》中指出，精神疾病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理状况，而是与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现象。然而，此后的近五十年里，虽然心理学和心理咨询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其研究和分析的取向却日益个性化和微观化。这或许与中国社会个体意识的增强密不可分，但同时，心理咨询的个体化取向也扭转了这一趋势。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得对抑郁的认识和治疗更加集中在个体层面。这时，药物治疗加心理咨询的模式就很难发挥作用，甚至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抑郁症等常见精神疾病在中国和全球都很常见。人类学家北中淳子通过对日本抑郁的研究指出，在日本这个传统上以忧郁为美的国家，抑郁及其药物治疗原本没有市场。但制药公司和精神病学家联手创造了抑郁的语言来描述人们的社会痛苦感受。这样，人们就可以将抑郁的感觉合法化，这也导致了抑郁患病率的增加。无独有偶，伊森·沃特斯（Ethan ）的研究认为，某些精神疾病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流行，反映出美国式精神疾病的全球化。或许在不同的文化和国家，当人们面对生活压力和烦恼时，会有不同的表现，比如神经衰弱、癔病，但现在医生很少做出这样的诊断，更多的是诊断为抑郁症等。 其他疾病诊断取代他们的位置。此外，知道某种疾病的名称可能会导致人们无意识地表现出该疾病的症状。

我们在使用西方对心理健康的定义和心理障碍的分类的同时，也介绍了西方文化的核心，比如什么是人的本质，人与时间、环境的关系，权威的来源，社会秩序的形式等。这些共同塑造了对疾病是什么的理解，但没有普遍的标准。在我国一些地方，患者还是更习惯用神经衰弱来形容自己情绪不稳定、睡眠不好等问题。医生和患者不再只是两个话语系统，也可以说是两个文化概念，这可能会导致医患沟通困难、患者不接受诊断结果、抑郁污名化、医生诊断失误等。 ， ETC。 。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破除前面提到的两个误区。首先，诊断并不是终点，医生应该努力寻找症状背后的原因。同一类型的疾病背后可能有多种原因，同一原因可能会引起多种症状。换句话说，患者、医生、文化和社会共同“选择”一个人表现出其痛苦的症状或疾病。

其次，我们需要探讨抑郁背后的社会学原因。一方面，结构性失范和不稳定可能会加剧人们的适应困难和精神疾病的发生。涂尔干将自杀分为四种类型，其中一种是失范性自杀，源于结构性失范。他认为，当社会发生动荡和变化时，自杀率就会上升。他的例子包括工业危机、经济危机和离婚。韩国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没有经历过经济状况下降的居民相比，经历过经济状况下降的居民患广泛性焦虑症的风险高出 2.7 倍，患抑郁的风险高出 2.5 倍，出现自杀意念的风险高出 2.1 倍。

人类从智人到现在经历了20万年的进化，但这200年的工业发展使人类的生存空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始森林到钢铁森林，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现代人面临的生活压力、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以及不适合进化的生活方式（如久坐时间、昼夜灯光等）带来的压力是一百年甚至十年时的数倍前。 。从身体到精神层面，可以说人类仍然难以适应现代环境的剧烈变化。奥格本认为，造成当代人心理困境的原因并非人性，而是物质文化加速发展造成的整个文化的结构性失衡。现代人适应的特点之一是适应的相对平衡期缩短，动态调整期延长。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革也带来了同样的问题。社会总是在转型，个人似乎从未准备好再次投入战斗。

另一方面，文明社会正在塑造文明但“弱势”的人。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既有生命本能，也有死亡和攻击本能。在现代文明的要求下，当超我过于强大，攻击无法合理释放时，个体可能会将攻击引向内心，并以抑郁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许多抑郁患者身上可以观察到本我与超我之间的激烈冲突，但他们的自我却是软弱、无能为力和不知所措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可能加剧了这种现象。贝克认为，现代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机构无法有效应对这些新风险。个人脱离了传统的安全网，被迫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决策权，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但个人如何承担现代社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呢？个体自我除了平衡文明的要求和自我的冲动之外，如何才能有足够的力量去适应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呢？

贝克还指出，风险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后果。首先，社会不平等加剧，因为只有少数人能够有效应对风险，而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风险的影响。这直接带来了健康不平等的问题。许多研究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社会经济地位劣势可能是人们抑郁的重要危险因素。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抑郁水平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扩大，呈现出发散的趋势，即心理健康方面的不平等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扩大。

西方话语的侵入、结构性失范和不稳定、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等文化和社会因素，都可能是当今社会抑郁上升的原因。精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家、咨询辅导工作者等应寻求从个人到社会的视角转变。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还应该包括社会学家在帮助个体的同时做一些改善环境的事情。工作。如果把当前抑郁精神疾病的流行比作一场洪水，目前大多数相关工作人员都在努力抢救落水个体，但我们也需要从源头上控制洪水。否则，我们只会觉得为什么从事救人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增加），但要救人的人却越来越多（精神疾病患病率增加）。

至于如何治理，可能有很多种。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或许是一个解决方案。首先，人才培养要摒弃精致的利己主义，强调社会责任和服务，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自己转移到他人身上。其次，它允许一定的弹性道德界限和个人自主权。今天的网络和现实中，人们要么不道德，要么过分强调道德。他们经常用言语和文字批评人，网络暴力层出不穷。第三，提供足够的安全网，使个人不至于被迫承担过多的责任，如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后，发展我国的临床心理学和心理咨询体系，根据需要调整人们的生活环境，如增加自然和户外空间、与“附近”建立联系等。总而言之，抑郁精神疾病需要更多的护理以及社会层面的关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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