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情绪低落心理咨询|英国留学：小 L 的抑郁症状与心理问题成因分析

“我只想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关上门，拉上窗帘，关掉灯，把自己困在黑暗中。我感觉自己像发霉了一样，像蘑菇一样。”小L（化名）说。

来英国留学不久，聂波就发现好友小L不对劲。“一开始他只是心情不好，想封闭自己。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开始自残，手上全是咬得生疼的牙印，还有过自杀的冲动，想过从阳台跳下去。”

据聂波介绍，小L的抑郁并非来英国后才出现的。小L的家人中有人患有心理问题，童年的经历让他比同龄人更加敏感、焦虑。在国内时，小L经常感到极度抑郁，但他从未去看过心理医生，家人也不把他的抑郁当回事，只把这些症状归咎于“脾气不好”或“情绪不好”。到英国后，在学业压力下，他的抑郁症状开始频繁出现且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他的学业和日常生活。在病情最严重的日子里，他的好朋友聂波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刚刚从伦敦大学学院博士毕业的聂波，本科和硕士期间学习的是心理学，并有心理咨询中心实习经历。专业的教育背景让他第一时间意识到小L的情况属于抑郁的范畴，也让他能够为好友提供有效的帮助。

“我把他家里所有尖锐的物品都收起来，让他保证不做傻事，如果他控制不住自己，想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一定要先给我打电话。这是我上学时老师教我的一个方法：和有自杀倾向的来访者建立某种联系，让他知道这世上还有人在关心他，这就像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很多抑郁患者在自杀前都会打最后一个电话，其实就是在寻求帮助，希望有人把他拉回来。这个电话就是求助的信号。有心理学家认为，很多自杀都是在‘最后一次求助’失败后进行的。所以我和他约定，不管多晚，我们都会打电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聂波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采访时表示，“我第一时间联系了他的父母，然后和他联系了学校的心理支持机构??，并陪同他去看医生。英国医疗体系中的全科医生都具备基本的心理诊疗能力。当时全科医生看到他的情况比较严重，立即帮我们联系了专门负责处理自杀/心理危机的专业团队，并给了我们24小时有人值班的心理援助热线。负责心理干预的团队在24小时内就联系上了我们，通过电话和访谈等方式，评估了小L情况的紧急程度，并制定了抢救方案。”

外部环境变化和文化差异增加精神疾病的发病率

英国利物浦大学心理学高级讲师里卡多·特格罗博士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精神病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家庭遗传性疾病，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对于有精神病家族史的青少年来说，除非他受到很好的保护，家庭氛围融洽，在学校不受欺凌，否则很难保证他不患上这种疾病。留学生的精神病发病率很高，很多时候是由于外界环境变化、文化差异等造成的心理压力所致。”

目前正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翁来义也曾经历过非常自闭的心理抑郁症。他告诉中青报·中青在线记者：“当时因为科研、生活中的一些挫折，我的情绪有些波动，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心理健康问题。牛津大学是一个压力很大的地方，这里存在一种精英主义，大家都以为有压力是正常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意识不到压力需要处理，就会忽视对压力的处理。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班上有些同学变得非常不正常，我们才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从同学的例子中，聂波发现，诱发留学生心理问题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学业压力；二是与父母的关系；三是与恋人的关系。其中，学业压力最为常见。“作为一名留学生，你要在各个方面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上课可能听不懂一些内容，和同学交流时也可能会遇到语言障碍，如果身边有其他中国同学，可能会好一些。如果你孤立无援，面临的压力就会更大，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感到焦虑，变得孤僻、自闭，进而会进一步诱发抑郁。”

与家人发生矛盾、沟通不畅也是留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因为距离远、时差大，与家人的沟通容易出现问题。对于我们在国外遇到的一些问题，父母只能根据国内的环境和自己的生活经验给予建议，而这些建议往往不适用于国外的实际情况。我们会觉得父母在命令我们，抱怨我们不听话。久而久之，隔阂就会越来越深，沟通起来就容易吵架。”

此外，失恋也是导致情绪波动的重要因素。“留学生尤其是硕士、博士生大多已成年，情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他们的情感非常不稳定，所以失恋的情况时有发生。”聂波说。

每个人都需要爱和肯定。

聂波告诉中青报·中青在线记者，为及时解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英国各大高校都配备了心理咨询人员或团队，提供心理支持。该机构的成员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学校心理学系的老师，另一部分是与学校合作的专业心理咨询。当学生发现自己出现异常心理时，可以向学校专业咨询师寻求帮助，联系心理援助机构寻求帮助。

翁来毅就读的牛津大学也有这样的心理援助机构，即学校成立的心理咨询中心。翁来毅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牛津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为学生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旨在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和引导，防止心理健康问题的进一步加深。该中心有医疗咨询师和心理学家，但其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不属于临床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范畴。当咨询中心的老师发现学生的病情无法通过心理咨询得到缓解，但可能需要临床心理治疗和药物干预时，就会根据学生的意愿，将学生的病历转交给更专业的心理健康部门进行进一步的诊断和评估。

牛津大学植物科学系娄琪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该心理咨询服务机构还专门设立了“同伴支持互助计划”，在学生中招募志愿者，对他们进行相关培训，让他们参与到心理咨询团队中，帮助有需要的学生。

娄琪是“朋辈互助计划”的一名志愿者。在成为志愿者之前，她接受过一个学期的培训，每周花两个下午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参加小组培训。培训内容是互动式的，主要通过情景模拟训练，帮助志愿者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各种情绪，掌握沟通技巧。“比如，我们要了解在某种情境下，人们一般会有什么样的情绪，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情绪，如何向对方提问，应该用什么样的角色和态度去沟通交流等等。”

娄琪说，学校不希望志愿者学生承担太多责任。志愿者更多起到桥梁作用，把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联系起来。和其他志愿者一样，她每周在一间小教室里“坐堂”一到一个半小时，“坐堂”的时间和地点会通过邮件发给所有学生。“有同学需要心理帮助，可以直接来这个教室找我，当然也可以直接去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娄琪在“朋辈互助计划”服务了两个学期。在这期间，她发现大部分中国学生都比较内敛，尤其是有心理障碍的学生，基本不会主动找人倾诉自己的心理问题。通过教务老师提供的信息，以及从其他同学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会了解到某位同学可能有情绪问题，然后主动给对方发邮件，安排聊聊。“这里每个同学的学业压力都很大，这是大环境造成的。当学业压力过大，或者现实和期望有一定差距时，有些人可能会产生逃避心理，变得抑郁，不愿意社交，久而久之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关心和肯定，因为在充满竞争和压力的地方，缺乏关心和肯定很容易导致自我否定。所以在沟通中，我也会尽量去鼓励和肯定对方。”

娄琪曾帮助过两名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她会主动联系他们，时不时询问他们的近况，并在心里默默地给他们一些提示和引导，帮助他们缓解压力。“当他们愿意找你聊天的时候，一定状态很好，这时候你要抓住机会，多陪他们聊天，多鼓励他们，让他们感受到关心和肯定。当发现病情严重，无法处理时，一定要向专业的心理老师反映。”

文化和语言问题使中国学生难以获得适当的心理支持

楼琪告诉中青报·中青在线记者，牛津大学有500到600名学生心理支持志愿者，但中国学生志愿者只有3名，与约1200名中国留学生相比，数量非常少。牛津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发现，不仅中国志愿者在总志愿者中所占比例极低，而且中国留学生使用心理咨询服务的比例也很低。对此，牛津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人也表示十分不解，“为什么中国留学生不使用心理咨询服务？是因为他们心理状态都很好，还是有其他原因？”

在注意到自己和同学们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后，在几位同学的建议下，翁来义和牛津大学中国留学生创办的“逸山”中国留学生慈善会的成员们决定，针对牛津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筹备一个长期的“心理健康关爱项目”。他们首先参考了英国慈善机构关于心理健康问题的调查问卷，设计了一份针对牛津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中文心理调查问卷，旨在了解中国留学生对心理健康的了解程度、态度和需求等。在收集并汇总了120份问卷后，“逸山”的成员们认为，中国留学生之所以很少主动寻求心理帮助，可能是因为：第一，缺乏抑郁心理健康问题的基本知识；第二，对心理咨询的形式有所顾虑，对陌生人谈论心理和情绪问题感到不自在；第三，由于学校的心理支持服务只有英文选项，可能存在一定的语言障碍。

翁来仪代表“易山”俱乐部将调查结果带到牛津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进行交流，希望牛津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能够招募更多中国学生加入其“同伴支持互助计划”志愿者队伍，既可以增加志愿者的总数，也可以增加志愿者队伍中讲中文的学生数量。“这样，当中国学生需要心理帮助时，就可以选择会讲中文、用母语交流的志愿者。因为心理咨询的措辞本来就比较含蓄，如果要转换成英文，对求助的学生来说，可能是一个额外的负担。”

牛津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对“”的方案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通过这120份问卷，心理咨询中心也间接证实了他们的猜测——或许正是因为一些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导致中国学生的心理支持需求得不到满足。

翁来义告诉记者，经过多轮沟通协商，牛津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同意了“逸山”的提议，并将与“逸山”合作，尝试招募更多中国学生加入“同伴支持互助计划”志愿者队伍。同时，“逸山”还将通过举办心理健康知识普及讲座、缓解压力的社交活动等一系列举措，加强对中国学生心理健康的宣传。“逸山”参与“心理健康关爱计划”的初衷，是希望让中国学生意识到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性，调整好自身心理状态，充分享受大学生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对于还有余力的学生，“逸山”鼓励他们投身到“同伴支持互助计划”的志愿者工作中，帮助身边有需要的同学。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药物测试，小L的心理医生终于找到了适合他的抑郁。但由于抑郁的治疗需要同时进行心理咨询和药物治疗，小L无法用英语与心理医生进行深入交流。虽然药物治疗对控制症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总体效果还是不尽人意。因此，学校批准小L请一个学期的病假，让他回国治疗。回国后，小L一边接受心理咨询，一边继续服药。半年后，病情明显好转。小L所在专业的一位老师很体贴地安慰鼓励他，“别着急，慢慢来。不要以为抑郁是容易治愈的病，可能比你想象的要花更长的时间。”这位老师恰好也曾患过抑郁症，坚持治疗了10年，终于战胜了抑郁。老师说，“只要遵医嘱，按时吃药，抑郁患者也可以像普通人一样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实现自己的社会功能。”

中国青年报·中青网记者 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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