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抑郁心理咨询|抑郁症就诊率不足一成，主动就医早治早好

那是一个冬日的早晨，天色刚刚蒙蒙亮，北京回龙观医院的门诊大厅里已经挤满了人。

王毅（化名）默默坐在抑郁专家门诊前的椅子上，长期饱受失眠和负面情绪困扰的他，第一次来到这家医院。

“王毅，请到第三诊室。”听到叫号后，王毅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走到门口，像是鼓起勇气一样，转动了专家诊室的门把手。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数据——抑郁患者就医率不足10%。想来想去，我决定主动就医。如果确诊，越早越好。”王毅在等待治疗时告诉记者。

王毅提到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院博士、应用心理学副教授白季科在医联体日前主办的“抑郁研讨沙龙”上分享的国内最新统计数据：在我国，抑郁的发病率约为5%-6%，但就医率不到10%，大多数患者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治。

据记者统计，截至1月8日，新浪微博上抑郁相关话题累计阅读量达6.7亿；百度上抑郁相关帖子数达2419万条；知乎上“抑郁”话题讨论量达72.8万条。

其实，在公共卫生受到如此重视的今天，如何认识抑郁，如何面对抑郁，如何维护自身的心理健康，应该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一课。

北京回龙观医院门诊大厅。

误解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来医院之前，王毅做好了很久的准备，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不正常的人”。但每隔几天，极端情绪的袭来，都会让王毅感到备受折磨。“感觉自己的人生要‘完蛋’了，未来一片混乱。极度低落的情绪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把我按在床上，让我动弹不得。”王毅向记者坦白。

“每天晚上，都是一天中最痛苦、最难熬的时刻，焦虑、恐惧从两边袭来，熬到天亮几乎成了常态。”王毅告诉记者，每次经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就会感觉极度难受。

这两年，王毅与家人的矛盾越来越多。他之前也尝试过和父母沟通，但收效甚微。“在他们眼里，我没有任何考试压力、经济压力，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我‘装模作样’。”

“他们不理解我，不接受真实的我。”对于家人的不理解，王毅感到很沮丧、很愤慨，“我忍不住对他们说出了最过激、最刻薄的话。”这些话就像一把把刀，在王毅和家人之间来回捅刺。

在决定来医院的前几天，王毅鼓起勇气将此事告诉了家人，“可是我爸说，你还是赶紧去看医生吧，你脑子病了好久，终于肯去看医生了。”听到爸爸的话，王毅站在窗边，失声痛哭。虽然之前也曾遭受过负面情绪的折磨，但王毅从未想过自杀。这一次，亲人的误解，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跳下去吧，你一文不值，你是个负担，你爸妈也不爱你。”这样的声音不断在王毅的脑海里回荡，“当时脑子里全是‘活着不值得’。”

尽管近年来“抑郁”“自杀”“青少年心理健康”等话题不同程度地出现在社交媒体上，有关抑郁的知识在网络上也越来越受欢迎，但仍然有很多人并不了解抑郁。在他们的刻板印象里，只要有财富、有社会地位、学习能力好，就能摆脱抑郁，如果得了抑郁症，也只是因为“不努力”“太虚伪”。

抑郁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精神感冒”

除了得不到家人的接纳，一些抑郁患者还要忍受来自社会的不公平对待。

采访中，多位抑郁患者向记者吐露，自己曾因患抑郁而受到差别对待。其实，抑郁并非“灾难”，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他们希望不要受到歧视和排斥。

“抑郁主要是自我认知出现偏差所致，尤其在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城市，在外界压力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心理上会产生很多负面情绪，如果不及时调整，长此以往就会患上抑郁。”北京回龙观医院普通精神疾病/抑郁门诊专家季成军告诉记者，抑郁的病因复杂，并不是单一的事件就会引发此病，与遗传、患者童年时期的家庭影响、早年生活创伤、后天的生活经历、身体健康状况等多种因素都有关系。“我们要正确看待抑郁患者”，他说道。

“没有人对抑郁有绝对免疫力。”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认为，公众应该消除对这种精神疾病的偏见，以正常心态对待它。

“我们应该把抑郁看成是一种‘精神感冒’，人们不会对感冒的人抱有偏见。因为人们对抑郁的误解，可能真的会压垮一个人。”长期从事心理学研究的资深心理咨询王国庆告诉记者，社会对抑郁整体认知的提高，对治疗有积极作用。普及抑郁知识，消除刻板印象，可以减轻抑郁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负担和危害。

值得一提的是，南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教授乔纳森·罗滕伯格在其著作《深渊》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低落情绪在很多时候是有用的，因此摆脱它不仅困难，而且也不一定是明智的。

乔纳森·罗滕伯格认为，抑郁是对生活中负面事件的自然反应，就像快乐是对生活中积极事件的自然反应一样。然而，一旦人们陷入对某些进化目标的痴迷状态，包括繁衍、安全和事业，抑郁就可能被劫持，最终导致破坏性的身心症状，也就是抑郁。

患有疾病的公务员容易被忽视

走进心理测量室的那一刻，王毅有些意外，房间里两排电脑前，坐着十来个人，有紫色头发的少年，有表情严肃的年轻人，还有头发花白的老人。

电脑屏幕上，一个个“是或否”的拷问让王怡心里有些不自在：“我觉得生命是有价值的”、“我觉得我被别人需要”、“我觉得一切都很好，不会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这些问题，是精神科对抑郁进行初步诊断的依据之一。

回答完200个问题后，王怡走出了房间。结合红外热成像检查、心理访谈，王怡最终被确诊为中度抑郁、轻度焦虑。

“我以为像我这样的‘怪人’不多，但在我等待医生的时候，有几个人被诊断出患有躁郁症和重度抑郁，其中有些甚至是小学生。”王毅说。

中国还有多少像王怡这样的患者？2019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月琴教授在《柳叶刀精神病学》杂志发表研究文章称，中国抑郁12个月患病率为3.6%，而终生患病率为6.9%。以此估算，中国抑郁患者约有9500万人。

这个数据也意味着，每15个人中就有1人患有抑郁，而且他们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记者注意到，百度指数中，“抑郁”搜索量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重庆、郑州、长沙、武汉。其中，排名第一的北京，其“抑郁”搜索指数是排名第二的上海的近两倍。

这是否意味着抑郁发病率和自杀率与患者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关？

西方研究普遍认为，抑郁自杀率与发展水平、城市化程度高度相关，同时，在西方，虽然女性抑郁患者多于男性，但发达国家男性的自杀率明显高于女性。

然而，来自加拿大、在中国生活学习了20年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利鹏（化名）发现，中国的数据却恰恰相反，中国农村的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农村女性的自杀率甚至高于男性。

此外，益心利咨询师李强提到，在他近两年接触的患者中，有一个群体值得关注：公务员。“公务员因为面临更严格的‘筛查’，更倾向于隐瞒自己的抑郁，一旦被发现有这样的病症，他们受到的影响比其他职业更大。”

李强说，青少年抑郁有时被理解为正常的青少年现象，而成年公务员的抑郁则不太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果要减少和消除抑郁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应该更多地关注这些被忽视的群体。”李强说。

加强精神科专科医疗服务建设

对于患者来说，“爱”就是药

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临床心理学教授、作家安德鲁·所罗门在饱受抑郁困扰十余年后，出版了《正午的魔鬼》一书。

安德鲁·所罗门的研究认为，在对抑郁时，抑郁不能单靠心理学家和患者来控制，社会互助团体、制药公司、国家政策等都与社会对抑郁的治疗息息相关。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就提出，抑郁患者应关注内心的迷失而非躯体障碍。业内人士也普遍认为，除了药物治疗，有明显心理社会因素的抑郁发作患者往往需要将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结合起来。

但在我国，精神病医院和专业医师的短缺已经成为患者的共识。

好消息是，2020年9月2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精神科专科医疗服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力争到2022年，精神科医生数量增加到4.5万人；到2025年，精神科医生数量增加到5.6万人，每十万人口拥有精神科医生达到4名。

《意见》要求，原则上每个省会城市和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地级市应当设有一所精神病医院或者在一所综合医院内开设精神科及病房；城市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可以根据医疗需要开设精神科门诊和病房。常住人口30万以上的县城应当至少有1所县级公立医院设有精神科及病房，并合理确定病床数量；常住人口30万以下的县城应当至少有1所县级公立医院设有精神科门诊。

“对于抑郁的治疗，药物只是辅助，主要还是要减弱刺激，注意个体化调节，从而缓解抑郁的情绪。”在王国庆看来，精神病患者更需要关爱，“对他们来说，爱就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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