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强迫症心理咨询|高三学生数学课上的注意力困扰：余光控制与学习效率的挑战

原味担担三明治

我从数学课上开始意识到自己有些“问题”。那是2013年，我正在读高中四年级的第二学期。我本来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黑板上看公式的计算过程，但眼角的余光却不断地看到站在黑板旁边的数学老师的脸。

我的数学成绩从来都不是很好。当时，距离高考只剩两个月了。为了不耽误学习进度，我开始尝试控制自己的余光。控制无效。我仍然会不断地用眼角的余光看到老师，甚至讲台上的黑板擦和粉笔盒。与此同时，我因控制注意力而失去了注意力，错过了正在进行的课程讲解的另一部分。

从那时起，我注意到课堂上越来越多的事情与我“不一样”。有时做作业的时候，我会瞥一眼旁边同桌的袖子；有时候我在听英语听力的时候，突然发现旁边有人咳嗽，头顶的风扇在转……

我越是试图不去注意他们，我的注意力就越集中在他们身上。注意力的失控也让我的学习状态越来越差。我担心自己在高考中表现不佳，父亲称之为“唯一的出路”。我焦虑一晚上都睡不着。有时我会躲在被子里哭泣，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从小我就受到严格的学习管控。从小学开始，每天的作业都要爸爸检查。即使家里停电了，我也要被带到父亲的单位去完成作业。我高中时是妈妈陪着我，如果我月考考得不好，她就会对我有点冷落，仿佛是在惩罚自己没有给予我相应的奖励。因此，学习对于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件大事，每次成绩的好坏都会牵动着我脆弱的神经。但这一次显然有些不对劲。它不是暂时的情绪低落，而是演变成你想控制却无法控制的一整天的痛苦和焦虑。

当时，我的父母听说了我的烦恼，认为我是因为临近高考压力太大了。后来他们意识到情况确实有点严重，就安慰我：“本科不考重点也没关系”。我稍微放松了一些，控制住余光，忍着煎熬，告诉自己一定要先完成高考，因为高考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当时的县级高中，录取率也是很高的。学生们忙着准备考试，老师们忙着完成目标。几乎没有人能够察觉到我的异常，也没有人会真正关心一个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该怎么办。

那时我并不知道，命运之手已经把我推入了一条黑暗而漫长的隧道。那是一条几乎没有其他声音的路，只有一头叫做“强迫症”的野兽在后面追着我。我被巨大的恐惧驱使着拼命往前跑，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也不知道能否重见光明。

高考结束后，同学们都庆幸自己不用再过以前压抑的生活了，但对我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当我进入大学时，“我不应该看旁边的人/物”的想法每天都会在我的脑海中出现数十万次。起初，它们只在我上课读书时出现。后来，当我走路、和朋友聊天、去超市、吃饭的时候，它们就慢慢出现了。我担心我的余光会飞到其他地方。

当生命被恐惧、焦虑、紧张压缩到无限小的时候，我对生活的热情和活力开始迅速消失。每天早上起床都成了我最难面对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控制注意力的一天又要开始了。与此同时，我身边的同学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过着应有的校园生活。当我想到他们能做什么时，我就是做不到。我可能永远不会成为“正常人”。这种悲观情绪让我几乎绝望。

我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学生、朋友、女儿，似乎和其他人一样，另一种是只有我自己知道的事情：我的大脑里有一座活火山，随时随地都会爆发，带有侵入性的想法。 。每次发生的时候，就像火山爆发一样。随之而来的恐慌和焦虑，以及想要控制却无法控制的无力感，就像熔岩一样，灼痛着我，让我疲惫不堪。

我和父母谈过，他们说他们无法理解——“别惹麻烦。” “你的思想要开放一些！” “别管那么多，不用担心。”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就像处理一条断腿一样。这就像人们说“你必须尝试走路”一样荒谬，因为问题不是我不想这样做，而是我头脑中的“系统”完全失灵了，我做不到。

我只能尝试自己重启“系统”。首先，我在网上查找了大量与强迫症相关的信息，阅读了其他患者的记录和专业书籍，然后预约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去之前我犹豫了很久。我感到非常羞愧。我害怕被认识的同学撞到，我以为我心理有问题。聊过一次之后，对方似乎还是把我当成了一个学习压力很大的学生，并试图分析：你想得太认真了，你不应该这么想。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就有道理了。感觉不明白之后，我就不去了。

或许是我自救的欲望足够强烈，又或许是我已经达到了忍耐的极限。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受不了了。除了强迫症带来的痛苦之外，我的生活几乎是空白的。我哭着给妈妈打电话，强迫她周末来学校陪我去医院做心理检查。自从我第一次出现症状以来已经快两年了。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医院的心理科。等待治疗的人们都极其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即使有家人陪伴，他们也会压低声音交流，生怕被别人听到。候诊室里笼罩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羞耻感，所有人都低着头，一副不肯与人交流的样子。等候屏幕上不断出现陌生人的名字。快轮到我的时候，我唯一的祈祷就是护士放低声音，不要再叫我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名字。在进入诊所之前，我还快速扫视了候诊室里的人脸，以确保没有我熟悉的人。

这一切让我在收到“强迫症”的诊断结果时松了口气。之前所有的异常行为和感受，终于有了明确的医学解释。我的父母不能再认为我只是想惹麻烦。他们不得不承认我患有精神疾病，并且我的痛苦是真实的。

接下来，我开始定期去医院进行心理咨询。虽然这里的医生比较专业，至少知道如何处理“强迫症”，但医院每天都要接待大量的病人。所有的病人就像是流水线上的罐头，以标准化的方式进行加工。经过15-20分钟的聊天，在我说完困扰我的事情之前，医生必须按照程序接待下一个人。几次之后，我强烈地感觉到这种方法救不了我，于是我就去找了更专业的咨询机构。 2015年10月，我做出了第一个改变我人生的重要决定：去上海寻找我认为可以帮助我的心理咨询中心。

对于当时的农村家庭来说，花近3万元去看心理咨询是不可想象的。父亲一开始觉得这样做有风险，没有同意。妈妈听后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不管我有没有钱，我一定要让女儿好起来。”

妈妈拿出了外出打工攒下的全部积蓄，毫不犹豫地陪我??坐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与辅导员会面后，他建议我不必因此而休学。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奏，配合咨询，将更有利于疾病的康复。

于是，我正式开始了为期八个月的“强迫症”治疗疗程。

暴露、切断、脱敏、重塑，这是我治疗过程中的四个关键词。

我向辅导员吐露，当我看书的时候瞥一眼旁边的人，我会感到焦虑、恐慌和自责。这些情绪驱使我检查我的余光。我越检查不让余光，就越容易有余光。光。这种强迫与反强迫之间的斗争感加剧了我的痛苦，让我更加渴望回到强迫症状出现之前的“正常”状态。

咨询师建议我先把自己“暴露”在触发强迫的场景中，记录下一系列想法的连锁反应，然后找到核心信念——“应该是100%完美的。如果有余光，这将会影响完美并带来可怕的后果。”也就是说，当“眼角余光看不到别人”的念头出现时，我应该尽快觉察到，将其贴上“强迫思维”的标签，完成一次“斩断”。 -off”来防止自己犯这个错误。这个想法就跑掉了。

这一步相当简单，但下一步是最难的部分。因为不是我不明白“眼角余光看不到别人”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而是这种想法随时可能会突然出现，而那种恐惧和焦虑由它引起的会继续诱惑我，很难不被检查和确认。辅导员告诉我，无论如何，我必须面对这些情绪；即使我非常抗拒，我也必须亲自经历恐惧和焦虑达到顶峰，然后慢慢自然下降直至消退的过程。

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熬过数百次“我无法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别人”的想法带来的恐惧和焦虑，亲身体验“我的周边不受控制”的恐惧。想象。”它们只存在于思想中，无法在现实中伤害我。

除了余光问题之外，辅导员还让我列出生活中其他九个让我难以接受、容易引发负面情绪的被迫场景，让我通过逐渐增加和暴露的练习来逐渐提高自己的承受能力。重复。年级。这个方法是有效的。当第四次咨询进行时，我又开始感受到生活中的一丝希望和活力。

为了防止强迫症继续泛化，抢走我的生存空间，辅导员提醒我：不能因为恐惧、焦虑而陷入强迫症，避免生活中任何引发症状的场景，否则我只会被它吞噬。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因此，解决症状只是现阶段的当务之急。长期目标是专注于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并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

那时，已临近大三下学期，我面临着工作还是考研的选择。说实话，虽然我曾经有过考研的想法，但由于强迫症的存在，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坚持到考试的那一天，更不确定最终的结果是否将会如预期。但辅导员鼓励我：如果这是你想做的事，那么正常人都能做到，你为什么不能呢？

经过几个星期的奋斗，我逐渐弄清楚了自己备考考研的动机：我想重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提高自己的学历；但更重要的是，我想再经历一次这个过程，但在高三时却没能取得好成绩。路上，面对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所有强迫症状和痛苦。那些让我几乎不知所措的事情，也许我有能力处理。

这是我在这条路上做出的第二个重要决定，但现实远比我想象的困难。接下来迎接我的是比我高三最后两个月更强烈、更频繁、更持久的攻击。强迫症状发作。我感觉自己就像被诅咒的西西弗斯，终于把巨石推上了山，却眼睁睁地看着它无情地滚下来。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我考了两次研究生。那两年堪称高强度脱敏期。我几乎每天都要长时间面对强迫症状。

当我2016年1月开始准备考试时，第一个挑战来了：自习室的一张桌子上有四个座位，并排坐着，面对面。无论我坐在哪里，我不仅可以用余光向左右扫视，还可以看到前方和斜后方。不久之后，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周边视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我不仅担心看附近的物体，而且周围人的注意力集中也让我更有压力。每当我周围出现一张新面孔时，我就会对余光产生新的恐惧。 。

随着复习压力的加大，强迫症不断显露出其狡猾、善变、贪婪的一面。有一天，我突然怀疑自己看不懂书上的字，每读一行，我就更加害怕“看不懂”。当我阅读下一页时，我常常不得不翻到上一页来检查和确认刚刚读到的内容。这就导致我整个下午的复习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上面，但我还是分不清自己到底懂不懂。

后来，我一直注意到自己在眨眼和吞咽。每当新的注意力问题出现时，我就担心它会像高考时注意到的余光一样，肆无忌惮地闯入我备考考研的生活。

恐慌和焦虑也开始引发身体反应：全身紧绷、一侧脸有烧灼感、还有剧烈的偏头痛。脑子里似乎有一层很浓很浓的迷雾；它就像一台已经磨损很长时间的旧机器。因为生锈了，很难正常启动，整个人精神恍惚，昏昏欲睡。我的情绪经常在“高”和“低”之间跳跃。通常，症状持续几天后，就会出现一段时期的抑郁。

当我看到周围的复习同学正常看书、做题时，我几乎感到嫉妒：我想不通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让我受这么大的苦。最严重的时候，我悲观地认为自己永远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我将无法去工作、恋爱或拥有自己的孩子。我什至没有精力去处理最常见的担忧。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每当情绪风暴发生时，我都会尽力让自己前进。我去操场散步、跳绳、做正念练习、写日记、听辅导员的课程录音、读心灵书籍……那段时间，父母和我通电话。越来越频繁。他们从以前的无法理解，逐渐变得主动了解我的症状，我也能告诉他们一些我内心的想法。他们非常焦虑、苦恼，不知道能为我做什么。我暗暗告诉自己：哪怕只是为了父母，我也要挺过去。

慢慢地，高强度的暴露确实让我感觉到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我的身体里有两种力量在战斗，一种是新的、微小的变化，另一种是顽固而强大的症状。

我尝试去接受和尊重这两种力量的对抗，并让它们一点点平静下来。在这种共处中，他们开始表现出愿意配合我：有时我能感觉整个早上都很好，偶尔也能感觉一整天都很好，继续复习，保持相对正常的生活节奏。总体来说，我接受场景和情绪的能力正在逐渐增强。

在这样的波动和不稳定中，我到了最关键的时期。第一次测试我没有占上风，所以我不想放弃复试翻盘的可能。早上6点起床复习，中午12点睡觉，连吃完饭睡觉都觉得浪费时间。

但我越想通过考试，强迫症状就越严重，几乎每分钟都像潮水一样席卷我，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与此同时，我出现了更严重的躯体化症状：严重的上背部疼痛。几乎每个小时，我都要吃止痛药或者使用按摩设备来放松，否则我根本无法复习。

2018年3月，距离复试仅剩十几天，自杀念头开始频繁出现。我很遗憾。如果我同时吃药并接受心理治疗会比现在更好吗？我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考研对于正常人来说已经够辛苦的了，更何况我还要同时面对如此残酷的心魔。

我所有的感觉都在告诉我：你应该停下来休息一下。但我实在不甘心，我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拉出这张弓；这支箭，我用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与症状作斗争来磨砺它，射中靶心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件好事。我暂时不用承受工作的压力。我有两年相对休息的时间，慢慢从强迫症中恢复过来，然后找到一份学历更好的好工作。强迫症患者可以有机会通过考研去努力。以后他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仅仅依靠家人。我怎么能放弃呢？

父母看到我的不舒服，一直劝我不要再坚持，接受调整。但我很固执，根本不听。因为我拒绝服用精神药物，不想让父母支持我重考一年，同时还要花更多的咨询费，所以我没有找到其他有效的支持手段让自己稍微放松一点。

这是我最对不起自己的一次经历，也是我最想对自己说对不起的一次经历。

最终，箭头还是错了，我以一分之差没有被录取。看到结果的那天早上，我坐在房间里，泪流满面。我总觉得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但这种玩笑对我来说却是无比沉重。

已经来不及感到太悲伤了，所以我开始找工作。唯一让我感到庆幸的是，这两年强迫症问题暴露得够久、够彻底，似乎我未来可能经历的所有症状都被提前透支了。复试后，巨大的压力解除了，病情开始不断好转。

慢慢地，我开始对考研成绩形成另一种解读——如果高考时因为害怕考试成绩而诱发强迫症，那么考研成绩好还是不好？坏的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收获很多。至少我强烈地感觉到，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仍然可以度过难关，甚至取得好的成绩。

找到第一份工作后，我的生活开始恢复70%到80%，但我的上背部仍然患有慢性疼痛。症状的反复出现让我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但它开始从一座大山缩小为一块大石头。如果我绕道或者努力移动一下，最终还是会回到正常轨道的。

参与生活的活力越来越恢复，这个年纪的我开始表现得像个女孩子：想穿好看的衣服，看电视剧看电影好玩，也有想陷入其中的冲动爱，又想省钱。去其他城市旅行。我非常珍惜这些感觉，以至于以前它们似乎让我全身心投入——我大脑中每天的战争耗尽了我的大部分精力。

2021年，我参加了一个正念工作坊，就像“手术”后的恢复治疗。从那时起，这些症状就很少再影响我了。但我过去的创伤经历仍然把我困在一个叫做“耻辱”的笼子里。就像当我开始考虑尝试新工作或一段关系时，背景中传来一阵低语，潜意识里暗示我不值得。

因为担心压力事件带来状态波动，我犹豫了近一年是否要离开不合适的工作。当我的前男友分手时，我首先想确认的不是我们是否不合适，而是他合不合适。我从来没有因为我有强迫症而讨厌过我……

一天晚上，我看到一篇关于强迫症的科普文章。我正想转发给朋友圈，但又犹豫了。最后我转发了，并谨慎地添加了我自己的强迫症经历。我爸立即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要求我删除，“这会被你的同事和其他朋友看到，肯定会影响你以后的工作和找对象。”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保持沉默，只是暂时掩盖伤口，它仍然会腐烂发臭，让我痛苦，让我无法喜欢自己。

我不想再背着那沉重的外壳往前走，也不希望有人因为这方面科普的缺乏而无法提前预防或者错过治疗的黄金时机。我必须做点什么。

2022年6月18日，我做出了这条路上的第三个重要决定：参加公开演讲，公开我的强迫症经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一开始我有点紧张。当我真正上台的时候，我看着前来支持我的同事和朋友，想到了站在直播前的家人，想到了我这八年来走过的路。但突然间我感到无比坚定和坚定。当我说完的那一刻，我发现一直压抑在我身上的一切都被清除了。

听完这个讲座后，曾经有人私下好奇地问我：那么恢复是什么意思呢？它不会再打扰你了吗？

事实是，与许多身体疾病一样，康复并不意味着完全治愈。我知道我身边也有人有同样的问题，而且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有些人可能需要继续服药一段时间，有些人还可能面临小范围的复发。对我来说，强迫症还没有完全从生活中消失。我还是偶尔会有一些强迫性的想法，可能会短暂地陷入情绪，但这并不影响正常社会功能的发挥，也不影响我过上一个普通人应有的生活。

现在，大多数时候，我可以平静地讲述我的故事。只是偶尔翻看当年的日记和咨询录音，还是会忍不住落泪。我一直以为追赶我的巨大恐惧是一头可以伤害我的野兽，但当我最终停下来回头看时，我发现那是被忽视的少年自己。而那些曾经让我害怕的想法正以另一种方式告诉我：那时的她没有安全感，需要真正的拥抱和爱。

少年时的自己，我欠她太多的“对不起”——

对不起，我当时对你充满了近乎残酷的严厉；

对不起，我不该让你一个人走这么漫长而孤独的路；

对不起，我把你逼得太紧了，你的身体如此难受，却仍不肯放弃你的执念；

对不起，当我看到你说你想自杀时，我没能陪在你身边......

可是，生命无法重来，我也无法回到那时的你身边。现在，我只有给你很多的爱，很多的支持，很多的肯定，才能让你忘记过去的痛苦。

以后的每一次，我都会学会无条件地站在你身边。我发誓成为你最好的朋友，相信我。

目前，中国公众对强迫症的讨论还很少。十年前，当我第一次出现症状时，我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国外研究表明，从第一次出现强迫症到接受药物治疗的平均时间为八年。诊断难、治疗难是强迫症患者面临的问题。

与许多慢性身体疾病一样，精神疾病的康复并不意味着完全治愈。就像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由于回忆起以前的创伤记忆，我仍然有过去的强迫思维和明显的情绪和身体不适。但庆幸的是，我会学会温柔地安慰它：没关系，你现在安全了，还有人爱着，别害怕。

回想一下为什么强迫症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我那么在乎学习成绩，那么要求完美。除了家庭教育、个人特质以及可能的遗传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压力。

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本来是想给自己做一次清创手术，为了自我救赎。但类似的心理痛苦依然在很多青少年身上发生，而且更为严重。最近经常上热搜的新闻让我觉得这个故事将会有更多的意义：当一个特定的人站在你面前讲述时，每个人对于青少年可能经历的压力和痛苦的理解都会更加具体和深刻。 。 。

了解是重要的第一步，之后我们能做的或许是：在这个无常的宇宙中，不要让年幼的孩子独自在那个孤独悲伤的世界里枯萎。

如果遇到心理困扰，可以随时联系爱己心理，遇见爱己，开始爱己